毛主席創造的“食鹽貨幣”鏡鑑今朝

毛主席創造的“食鹽貨幣”鏡鑑今朝

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

三 戒

電視劇《偉大的轉折》有個精彩的片段:紅軍進遵義後發行從中央蘇區帶來的紙幣,但在市場卻無法流通。爲此,毛主席“仙人指路”,點破將“紅軍票”錨定在遵義最金貴的食鹽,創造出的“食鹽蘇維埃貨幣”迅速成“熱票”,既繁榮市場,救濟了貧苦百姓,還增加了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資金儲備。這對當今的改開做好貨幣發行,仍有深刻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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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紅軍長征唯一在遵義發行了貨幣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紅軍從瑞金開始長征,一路征戰三個多月,於1935年1月7日凌晨智取遵義城。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攻佔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紅軍第一次獲得十分難得的休整。

貴州遵義會議會址

紅軍進入遵義後,作爲後勤機構最急需物資補給,紅軍指戰員也需購買生活物資和醫療用品。但令人難堪的是紅軍指戰員身上攜帶的錢,幾乎都是蘇維埃銀行發行的貨幣,在遵義根本無法流通。這就需要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貨幣來解決,時任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支部書記曹菊如向黨中央請示後,在紅軍於遵義休整的12天,蘇維埃國家銀行將從中央蘇區帶出來的紙幣,作爲“紅軍票”在遵義發行,這也是長征途中唯一正式發行的一次紙幣。

這種俗稱“紅軍票”的紙幣,規定紙幣額與銀元等值,可用於購置各種物品:面值有壹元銀幣券(1934年版)、伍角銀元輔幣券(1933年版)、貳角銀幣券(1934年版)、壹角銀幣券(1932年版)、伍分銀幣券(1932年版)。以上五種銀幣券,均有防僞性的毛澤民親筆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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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版壹圓“紅軍票”,正面圖案是列寧頭像,紙幣左邊是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英文簽名,右邊是國家財政部長鄧子恢的英文簽名。】

1932年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伍分

二、毛主席爲“紅軍票”的錨定“仙人指路”

“紅軍票”在遵義發行了,但處境十分尷尬,因市場不認,百姓不認,紅軍指戰員也花不出去,作爲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很苦惱。他就去找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毛主席去彙報。電視劇《偉大的轉折》中,就文獻性地再現了這一精彩的歷史鏡頭。毛澤民在在遵義城的街道遇到了毛主席,有了下面這段經典對話:

澤民:大哥!

主席:啊,澤民,什麼事情這麼急?

澤民:我有事向你彙報。大哥,你要去哪?

主席:去參加蘇維埃大會,邊走邊說吧!

澤民:好!大哥,如今我們進了遵義城,各項工作都開展得很好,但我蘇維埃銀行行長的工作卻不好做呀!我們從蘇區帶出來的紙幣,在遵義根本不好使,商家們只認銀元,不認我們的錢呀!市場是一片蕭條!

主席:這也是可以理解,畢竟各種各樣的紙幣層出不窮,堆在老百姓手裡,就像廢紙一樣,他們害怕也是正常的。但是澤民你要想想,在貨幣還沒有出現之前,人類的買賣是如何開始的呢?

澤民:自然是從交換貨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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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將我們手中的紙幣,不當成錢,而是當成一種貨物呢?

澤民:大哥的意思是?

主席(手指了一下街道兩側的商家):你看看,現在我們遵義老百姓最缺的是什麼?

澤民:我明白了,大哥,我向你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咱們的貨幣在遵義的街道上用起來。

主席(拍了拍澤民的胸脯):好,我相信你!

電視劇《偉大的轉折》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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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軍票”錨定了百姓最緊缺的食鹽

那麼,遵義老百姓最缺的是什麼?那就是鹽!鹽是生活必需品,但貴州素不產鹽,需從外省運入銷售,可道路險惡,匪患不斷,運鹽很困難。而隨着貴州人口的劇增、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鹽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特別是生活用鹽更爲緊缺,1斤鹽爲1塊銀元(豬肉才兩角錢一斤)。遵義許多百姓根本買不起鹽,“黔民苦鹽貴,淡食者,衆且久”。由於貧苦百姓吃不起鹽,患“粗脖子病”特別普遍。

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恰恰手裡掌握着遵義的大部分食鹽,因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承擔沒收土豪、軍閥、官僚資產,負責紅軍軍需供應的重任。長征途中,林伯渠任中央沒收委員會主任,毛澤民任副主任,中央和各軍團成立沒收徵發委員會。紅軍進遵義,就“立即發動遵義各族貧苦羣衆,清查沒收地主、官僚、反動軍閥盤剝來的資財,用以救濟貧苦百姓並增加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資金儲備。”蘇維埃國家銀行首先對反動軍閥王家烈、柏輝章家的米行、鹽行、布莊等查抄沒收。僅王家烈一家,就沒收其價值幾十萬銀元的鹽及定購5萬銀元的香菸等。蘇維埃國家銀行還積極組織羣衆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田產財物進行清查沒收,又籌集一部分鹽。

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手握遵義稀有金貴的食鹽,就用“紅軍票”錨定食鹽,並在交易中規定,以低價食鹽賣給遵義羣衆,但只收“紅軍票”。“紅軍票”的幣值:以白區通用紙幣2元或銀幣1.2元收兌蘇區紙幣1元,並以大量食鹽平價供應,換取蘇區紙幣。紅軍未到來之前,市面上1斤鹽爲1塊銀元(豬肉才兩角錢一斤),紅軍來了,“每紅軍鈔洋1元可買鹽7斤,可買白金龍香菸4罐,價值遠賤於平昔。”1元“紅軍票”可買7斤鹽,這使得“紅軍票”比銀元值錢7倍,再加上“銀幣1.2元收兌蘇區紙幣1元”,這使得“紅軍票”最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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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價用“紅軍票”將食鹽賣給百姓,又指定用“紅軍票”把打土豪得來物資低價賣給窮人,還以“紅軍票”高價收購羣衆手中生活物資,當地民衆都樂意賣出自家物品兌換“紅軍票”。併成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允許用“紅軍票”到蘇維埃銀行換取銀元。這使得“紅軍票”快速贏得民心,不僅順利流通起來,且信用度很高,甚至人人爭着要。

四、毛主席創造“食鹽貨幣”的四大啓示

紅軍進遵義僅12天,此前,當地羣衆只認大洋、銀元,紅軍被污衊成洪水猛獸。爲何這麼短的時間,遵義老百姓就能接受“紅軍票”呢?當有四點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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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主席領導金融工作是行家大家。毛主席在遵義街道邊走邊聽毛澤民彙報,能信手拈來創造出“食鹽貨幣”,這是毛主席長期抓經濟和金融工作的厚積薄發。毛主席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就大力抓根據地經濟建設,包括:實行土地革命,既解放窮苦農民,也有了農業累進稅、商業累進稅;抓“出口貿易”,將糧食、竹子、木材、油、茶葉等農產品賣到國統區;抓工業開發十多處鎢礦,鎢礦總產量達4000餘噸,世界上近一半鎢砂產自贛南,鎢砂出口最賺錢。以此買回根據地急需的鹽、布、藥品及槍支彈藥,來長期支持井岡山斗爭。

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

毛主席尤爲重視抓金融工作,1921年10月,毛主席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在組織安源路礦工人鬥爭中,就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併發行了最早的“紅色股票”。1931年11月,毛主席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民受命籌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毛主席對於貨幣發行強調, “儘量發揮蘇維埃銀行的作用,把貨幣的發行和市場的需求結合起來,以市場的需求爲貨幣發行的依據,堅持適度發行”。《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蘇維埃政府對於發行紙幣應該極端的審慎,紙幣的發行超過市場所需定額,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要有計劃的發行紙幣,發展擁護國幣的運動等,亦可在相當限度內維持紙幣的信用。”

看看毛主席著作的全集,幾乎有三分之一是就經濟工作寫的文章和發的電文,如《邊區的貨幣政策》《論十大關係》等,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經典之作。如此學養深厚,如此親歷親爲,才能在遵義街道上破解貨幣發行最難的課題,將“紅軍票”錨定食鹽。

2. 發行紙幣必須要有堅挺的“錨定物”。發行紙幣要防止出現通貨膨脹,就必須要有堅挺的“錨定物”。當年,國民黨發行的金圓券如何形同廢紙,就是沒有“錨定物”的濫印紙幣。紅軍攻佔遵義的在短短12天休整期,就能發行深受市場歡迎的“紅軍票”,這絕對是世界金融史的一大奇蹟。而能創造出這個奇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紅軍票”錨定了遵義緊缺的金貴鹽巴,讓“紅軍票”成爲“食鹽貨幣”,這可比“石油美元”早了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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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堅挺的“錨定物”發行紙幣,這是中共發行貨幣的光榮傳統。據1932年《國家銀行暫行章程》記載,國家銀行用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做發行準備。爲增強信用,一度在國家銀行營業大廳前長櫃檯兩側,分別用金條、金元寶壘起二尺高的“金山”,用銀元寶、銀洋堆起“銀山”,下面還擺滿諸多貴重物品。

紅軍抵達陝北,國家銀行與陝甘晉銀行合併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印刷、發行新貨幣,也是錨定食鹽,因陝北食鹽極爲金貴,而紅軍解放了寧夏鹽池、陝西定邊等產鹽區,實行食鹽專賣統銷,爲發行紙幣提供了錨定物。

新中國建國至改開前,發行人民幣的錨定物爲黃金及貴金屬,人民幣自然非常堅挺保值。改開前市場年流通的人民幣不足700億,1956-1970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始終固定在2.4618,人民幣含金量非常高,絕無通貨膨脹,還既無內債,也無外債,這是毛澤東時代創造的一大金融奇蹟。

3. 必須保證紙幣與“錨定物”隨時兌換。發行有堅挺“錨定物”的紙幣,能讓其能在市場流通起來,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保證隨時兌換。據1932年《國家銀行暫行章程》記載,保證紙幣可隨時兌換成銀元,並需在全轄範圍內設立兌換處,提高紙幣信譽,防止出現擠兌事件。

蘇維埃國家銀行支部書記曹菊如在長征時期保存的兩毫銀幣(正面)

在遵義發行的“紅軍票”,那是以大量食鹽及布匹、銀元保證幣值,特別要求“不在沒有兌換處的地方使用蘇幣”,避免損害羣衆利益,以維護“紅軍票”的信用。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成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還在遵義城內的獅子橋、丁字口、萬壽橋等六處設立了兌換點,並在遵義周邊的桐梓、綏陽、鴨溪、團溪、龍溪、餘慶、湄潭等地設立了19個兌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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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像維護紅軍聲譽般維護“紅軍票”信用。那麼,紅軍撤出遵義,“紅軍票”命運如何?1月18日,蘇維埃國家銀行接到轉移的命令後,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在鬧市區,擺上銀元及布匹、糧食、食鹽等貨物,通宵達旦讓羣衆兌換或選購,突擊用現洋收回發行的“紅軍票”。2月下旬,紅軍再度進入遵義城,蘇維埃國家銀行利用原有的信譽開展營業,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紅軍票”。

雖然蘇維埃國家銀行要求做到發行多少,收回多少,完全兌換,但因種種原因,還有極少量“紅軍票”散落民間。新中國成立以後,1955年發行第二套人民幣時,對於少量流散在遵義百姓中的紅軍幣,中國人民銀行仍舊按照一比一的比價進行了兌換。

結束語:“紅軍票”在遵義只發行了很短時間,但其中取得的寶貴經驗,對於改開的今天,如何確保人民幣發行的主權?如何明確人民幣發行的錨定物?如何控制人民幣的發行數量?如何確保人民幣和銀行的信用堅挺?如何遏制物價連年環比的通貨膨脹?如何防止大面積的金融腐敗?如何避免貨幣發行的盲目西化等,都有根本性、制度性、現實性、建設性的深刻借鑑。

金融工作是經濟工作的中心,金融工作最核心的是發行貨幣,改開進入新時代的金融建設,更當不忘從哪裡出發,更當繼承發揚“紅色金融”的光榮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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